（来源：数局）
✪ 田德文 |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导读】2016年，英国选民以脱欧公投表达对国家发展道路及政客阶层的不满。十年之后的6月22日，斯塔默黯然宣布辞去首相职务。这距离他带领工党赢得压倒性大选胜利仅仅过去两年。回望近六任英国首相的政治生涯，竟无一人能做满完整任期。这位曾被寄予厚望、誓言要纠偏保守党执政路线的工党领袖，为何沦为又一个匆匆过客？
英国“走马灯式”的首相轮替，原因或在于新自由主义模式与国家职能的长期错位。自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改革以来，英国维持了40年的新自由主义模式，虽有经济增长，但也积累了低薪工作多、去工业化严重、贫富差距大等问题。在政治经济学层面上，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市场也不能独立承担起社会整合的功能；只有在国家能够满足维持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前提之后，阶级关系才会表现为非政治性的雇佣劳动与资本关系。正因如此，从布莱尔工党政府到卡梅伦联合政府，历届英国内阁都主动或被动地对新自由主义模式进行纠偏或修正。近年来，英国以政府战略提升经济质量、以政府战略引导产业发展的趋势愈发明显，这使得英国国家经济社会职能趋于强化，与世界各国的发展趋势逐渐靠拢。
为了更深层地分析这一困境，作者引入“晚期资本主义”视角，并指出，在进入该阶段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国家的政治经济二重性已经消失，国家的职能既包括填补市场的空隙，也包括干预积累过程并补偿它在政治上可能的后果。也就是说，国家通过强化干预来保障制度的稳定性及助力国家科技的发展，成为某种必然的选择。
纵观历史，英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在新自由主义模式下出现的问题，正是源于国家职能的弱化。经历斯塔默时代的仓促收场，未来英国能否真正跳出新自由主义危机，依然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本文原载《欧洲研究》2020年第6期，篇幅所限，有所编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参考。
修正新自由主义：
英国政府新战略研究
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在英国推行具有威权主义色彩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改革，内容包括实施货币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推进供给学派的私有化进程和强调个人责任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而威权主义则主要体现在压制工会等方面。90年代后期，以“第三条道路”自居的新工党政府摈弃撒切尔政府的“威权主义”色彩，但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社会改革的成果只进行了小幅度纠偏。2010年保守党重新执政后，卡梅伦、梅和约翰逊三代首相均未对工党执政时期的政策调整进行激进的回调，保守党和工党实际上在维持英国新自由主义模式方面形成了新的共识。
英国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是在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主义宏观调控失灵、国家经济陷入停滞与通胀并存的“滞涨”、失业率居高不下以及“英国病”日益严重的背景下实施的，起到推动抑制通货膨胀、恢复经济增长和降低失业率的作用。此后40年间，推进新自由主义模式的英国基本保持经济稳定增长、通货膨胀和失业率较低的状态。但同时也出现三种日益明显的问题：一是经济增长的质量相对较低，经济波动大、低薪工作多；二是去工业化比较严重、严重依赖外部市场；三是贫富差距相对较大，社会公平度相对较低。这些问题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鼓吹收缩政府职能、削减经济与社会公共开支、弱化国家经济社会职能是分不开的。2016年脱欧公投后，英国面临经济与社会重新布局的压力，从特雷莎·梅到约翰逊政府都试图从政府战略层面上推出新举措，努力解决新自由主义模式给英国带来的这些问题。
▍以政府战略提升经济质量
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改革后，英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维持稳定增长，经济总量与法国不相上下（见图1）。2016年脱欧公投后，英国GDP增速在欧洲大国中也并不低。据欧盟统计，2016年英国GDP总量为19947.12亿英镑（约合22221.09亿欧元），相当于德国同期（31347.40亿欧元）的70.88%、法国同期（22341.29亿欧元）的99.46%；脱欧之后，英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仍略高于德国同期，比法国同期略低。2019年，英国GDP总量为22143.62亿英镑（约合24667.99亿欧元），相当于德国同期（34490.50亿欧元）的71.52%、法国同期（24257.08亿欧元）的98.33%，保持欧洲第三大经济体的地位。
▲ 1980-2016年英国、法国和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变化趋势
▲ 2013-2019年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实际GDP增长率（单位%） 但是，与德国、法国相比，英国经济增长的质量相对较低。一是产业投资水平较低，“是一个资本出口超过进口的国家，外国跨国公司资本主要投向制造业，很少带来全球化生产中所具有的高附加值、以研究开发为主的要素……英国能够吸引劳动密集型投资，却不善于吸引资本密集型的投资”。这使得英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相对较弱，在国际价值链上的位置比德法等国要低。二是研发投入较低，致使产业创新能力不足，进一步制约英国的国际竞争力。三是就业质量相对较差。在英国新自由主义模式中，“低投资和缓慢创新被长期的低工资和较长的工作时间所补偿……英国经济创造了工作机会，但大部分工作是兼职、低技能和低报酬的”。近年来，英国的就业率低于德国、失业率高于德国，说明尽管较早采纳“灵活就业模式”，但英国在劳动力市场方面正在失去竞争优势。
▲ 2000-2018年英国、法国和德国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单位：%）
▲ 2010年与2019年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国就业市场状况的比较（单位：%）造成英国经济增长质量相对较低的原因很多，但新自由主义模式确实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一是放松金融管制，使得大量投资进入金融业和服务业，其他产业投资长期不足；二是国家对产业部门投资较低、私有化后中小企业较多，对研发投入增长产生了抑制作用；三是国家以增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为促进就业的主要手段，实际上是以降低就业质量来增加就业数量。也就是说，若要提高英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就必须减少新自由主义对国家经济与社会职能的弱化和限制，增加政府产业投资和对研发投入的资助力度，保障低收入人群的基本需求。
▍以政府战略引导产业发展
作为曾经的“世界工厂”，20世纪英国工业发展长期存在“陈旧的生产部门、墨守成规的技术、落后的经营管理方式”等结构性问题。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不仅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反而弱化了国家在产业发展方面的引导作用。目前，与德国、法国相比，英国存在更严重的产业结构性问题。一是“去工业化”程度较高。制造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下降很快。目前，英国制造业产值仅相当于德国的20%，低于意大利和法国。二是产业布局不合理。金融业“一枝独秀”和“去工业化”使英国经济高度依赖世界经济和国际市场，老工业化地区失业严重、城市发展停滞。三是英国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的2019年每小时工作产出GDP排行榜上，法国以67.85美元排第8，德国以66.38美元排第10，而英国以58.61美元位列第13。
▲ 1990-2019年英国、法国和德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变化戴维·柯茨在《资本主义的模式》中指出，新自由主义的英国主要“靠低报酬、低技能和涣散的劳工力量，将外国直接投资吸引到经济中起主要作用的装配业，在欧盟关税壁垒范围内，加工一些中等技术水平的大众消费品，然后再销往欧洲经济繁荣的福利资本主义国家”。这使得英国经济形成服务业主导且发展不平衡的结构，“除了金融服务业有一定国际竞争力之外，其余的服务业主要集中在那些报酬低、国内市场发展缓慢的行业”。这种局面的形成，与新自由主义模式下政府长期放松金融管制、执行自由放任的产业政策、忽视产业资本投入、片面强调吸纳更多就业的政策导向有直接关系。脱欧背景下，英国政府正在战略层面做出改变，强化政府引导产业发展的作用、对产业结构进行全面布局、改善产业发展的资本环境，政府经济职能发生明显变化。
（一）修正新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理念
构建产业战略是对新自由主义自由放任理念的重要修正。2015年，卡梅伦政府发布《2010-2015年政府政策：产业战略》白皮书，正式使用“产业战略”概念。在这个标题中并用了“政策”和“战略”两个概念，说明在理念层面上卡梅伦政府对“产业战略”的提法仍有顾虑，担心这个概念具有新自由主义改革前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色彩。但总体而言，卡梅伦政府已经承认对产业发展实施必要的政府干预的正当性。联合内阁商业、创新与技能大臣凯博（Vince Cable）强调，政府产业战略应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一种方式，尽管市场在推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基础性作用，但“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s）情况下的政府干预也是必需的。凯博的继任者贾维德（Sajid Javid）表现得更为“羞羞答答”，表示更愿意用“产业路径”（industrial approach）而非产业战略来指代政府对产业政策的引导作用，而政府最佳的产业路径应该是“非干涉主义但高度介入其中”（non-interventionist but highly engaged），在介入过程中应与各相关方进行广泛对话，“通过倾听来自所有商业部门的意见，与他们合作移除增长和生产力的障碍，创造出繁荣的环境”。
与卡梅伦政府相比，特雷莎·梅政府对“产业战略回归”的态度更加明朗，承诺构建英国“现代产业战略”并在政府设立相应的执行部门。2017年，梅政府发布题为《产业战略：建设适应未来的英国》的白皮书，确定到2030年把英国打造成一个具有“生产力和盈利能力（earning power）的经济体，成为世界上最具创新力、最适宜营商且具备升级基础设施和富裕社区的国家”的产业战略总目标，标志着保守党政府已经改变了新自由主义对产业发展持自由放任立场的传统。
（二）构建更加全面的产业布局
在新自由主义改革背景下，历届英国政府都急于在任期内实现经济增长、减少失业，因为这关乎改革的合法性和政府的执政前景。由于服务业、金融业和房地产业收益高、见效快，还能吸收大量失业，因此成为政府扶持的重点，这对英国去工业化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种背景下，英国金融服务业高速发展。据英国下院发布的报告，1990年金融服务业产值占英国经济总量的5.5%，2009年达到9.2%，成为英国经济的“支柱产业”。此后占比有所下降，但到2018年仍占英国经济总量的6.9%。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前院长戴维斯（Howard Davies）在网络平台“项目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撰文称，成为金融中心并不完全是好事，与金融收益相伴而生的是其他方面的社会成本势必增加。金融业“一枝独秀”给英国经济带来的最大负面影响是高度依赖世界经济，世界经济不景气会给英国经济带来直接影响。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和英国脱欧背景下，这种“把鸡蛋装在一个篮子里”的产业格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越来越大。
（三）增加对产业发展的资本支持
新自由主义改革对英国产业的直接影响是削弱了对于产业发展的资本支持。一是在私有化和减少政府干预的理念作用下，国家资本大规模撤出工业领域。据统计，1979-1980年度，英国政府在工业部门的实际开支为29.82亿英镑，到1989-1990年度已经下降到16.72亿英镑，降幅达到44%。1979-1983年间，英国制造业投资流失高达230亿英镑，企业纷纷迁往海外。二是金融市场自由化提升了英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金融业成为拉动英国经济的重要因素，进一步弱化了英国其他产业对资本的吸引力。三是将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加剧英国汇率—利率双高，严重抑制资本流入英国产业部门。
英国学者齐特森（Michael Kitson）和米奇（Jonathan Michie）认为，投资不足是英国快速去工业化的主要原因。在新自由主义模式中，政府认为向工业输入投资不是自己的责任，资本要流向哪里应该由它们自己决定，这等于放任制造业资本流出英国，而流入英国的资本主要流向购物中心和银行业，政府的产业政策也一直是无效的，公共部门在产业发展方面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直到2012年卡梅伦政府上台，英国才开始重新为产业发展注入“燃料”。与德国、法国相比，英国的劳动生产率一直偏低，这与英国产业投资较低有直接关系。只要政府对职能做出相应调整，这种状况可以很快得到改善。2012年卡梅伦政府执行更加积极的产业战略后，英国的劳动生产率增幅很快就超过德国和法国。
▲ 2000-2019年英国、法国和德国劳动生产率年度增长率比较（单位：%）▍英国新自由主义走向终结？
20世纪80年代后，英国形成最具典型性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经过“新工党”和“新保守党”30多年里的不断“纠偏”与“修正”，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在英国仍处于主流地位。通过对2016年后英国政府一系列新战略文件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到，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在英国正在得到比较彻底的修正，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政府已经放弃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但其重构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从动力上看，英国修正新自由主义模式也并非新自由主义政策完全失败的结果，而是政府顺应时代潮流进行的改变。也就是说，在新自由主义模式给世界造成深远影响的同时，英国自身却正在完成新自由主义“去激进化”的过程，实施与其他国家更为接近的政府战略和政策体系。
（一）英国新自由主义的三重困局
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激进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发挥了短期内“去社会主义”的作用，实现了消除“滞胀”、恢复增长和增加就业的作用。对于继任的工党和保守党政府来说，全盘否定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成果是不可能的，只能对其进行局部的“纠偏”与“修正”。但是，新自由主义给英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也带来多重困局，必须加以有效的破解才能解决英国在增长质量、产业发展和社会公正方面的问题。
第一，意识形态困局。撒切尔改革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主要政策内涵包括国有企业私有化、削减公共开支和控制社会福利增长。由于取得良好的改革绩效，这些政策倾向在英国形成强大的“政治正确性”。1997年布莱尔工党政府上台，在党纲中已经摈弃要求实现公有制的条款，小心翼翼地把有关“国有”的内容替换为“社会所有”。工党声称要为英国建构“负责任的社会市场模式”，但实际上并未触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只是强调国家提供市场需要的劳动培训、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责任。2010年，卡梅伦领导保守党与自民党联合执政，为摆脱保守党“令人厌恶”的公共形象，卡梅伦提出构建以“大社会”为特征的“进步的保守主义”（progressive conservative）新意识形态。但是，“将卡梅伦的‘一个国家’保守主义和撒切尔的保守主义看作相互对立是不正确的，尽管他们在福利以及国家的角色和责任方面是相反的。从本质上讲，他们都把国家扩张视为危险，而且拥有相同的意识形态基础”。也就是说，撒切尔夫人的继任者们已经意识到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政策偏好给英国带来的问题，却因不敢或不能否定其政治正确性而陷入困局。
第二，改革者困局。前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曾说过，欧洲政治家都知道应该如何改革，却都不知道改革后如何再次当选。在西方票决民主制中，改革者必须在任期内取得明显绩效，否则推动改革就等于“政治自杀”。改革的指导方针不是意识形态，而是竞选方略。有学者发现，撒切尔主义实际上也并不是连贯的政策或意识形态，而是属于政党治国方略的范畴，希思和卡拉汉之所以失败，原因在于他们采取的干预主义政策使选民容易把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消极因素归咎于政府，致使其在下届大选败北。布莱尔上台后，其实也试图在产业政策和社会政策领域对“撒切尔革命”进行纠偏。但对“新工党”来说，维持任期内经济稳定增长同样是首要任务，政府还是承受不起解决结构性问题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成本。1997-2004年，英国GDP年均增长2.9%，达到战后较高水平，但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方面则进展不大。2010年后，英国面临金融危机和脱离欧盟等巨大的外部变化，推进国内改革的风险更大，英国政府的改革者困局更为严重。
第三，国际竞争困局。20世纪80年代英国新自由主义改革后，其意识形态和政策偏好对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产生重大影响。在欧洲，德国、法国都实施了具有新自由主义色彩的经济社会改革，都较大幅度地压缩公共开支以提高国际竞争力。这样，英国因率先改革而获取的竞争优势就变得越来越小。同时，随着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崛起，英国经济总量虽然增速不慢，但在世界上的位置却在下滑。1980年，英国GDP总值以6011.37亿美元位居世界第5位；2019年，英国以2.83万亿美元排第6位。1980年，英国GDP占世界总值的5%，到2019年已经下降到3.2%。因此，如果说新自由主义模式曾给英国带来“改革红利”，那么在国际竞争的压力下已经陷入红利缩水的困局。
▲ 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公共开支占GDP比重（单位：%）（二）英国新自由主义向何处去
英国新自由主义模式实际上从撒切尔夫人下台起就开始处于调整的过程中。随着英国政党政治中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争议增多，历届政府从战略层面对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关系进行修正的幅度增大，英国走向“后自由主义”模式的趋势也日益明显。
第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遭遇挑战。自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革命后，新自由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在英国主流政坛并没有遭遇真正的挑战。2010年工党失去执政地位后，科尔宾（Jeremy Corbyn）成为工党新领袖，才真正从意识形态上挑战新自由主义。科尔宾是英国一位“非典型”的激进左翼政治家，号称自己是“马克思的粉丝”和“毛主义者”。他全面否定新自由主义改革，声称执政目标是实现经济民主化、消除不平等和社会贫困，其政策主张包括恢复铁路、邮政的国有化，创建国家和地区投资银行，上调公司税和高收入税，取消大学学费、消灭零小时合同等。科尔宾领导的工党在2015年、2017年和2019年大选中连续失利，最终在2019年败选后辞职，由中间派斯塔默（Keir Stamer）担任工党新领袖。科尔宾的谢幕说明，英国多数选民对于其“极左”色彩的意识形态仍然不能接受；但是他的登场已经说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英国中下层已经遭遇彻底的否定，英国在意识形态上修正新自由主义实际上已经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第二，国家与社会关系亟待调整。与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念相比，调整国家与社会关系在英国从来不是一个“禁忌话题”。撒切尔夫人主张国家“撤出”经济与社会领域，布莱尔执政期间则大幅提高公共服务投资和国民保健服务预算，可以理解为国家“回归”。2010年卡梅伦上台后，提出以“大社会”取代“大政府”，“采取行动支持和鼓励社会责任、志愿服务和慈善事业，并使人们更容易团结起来改善社区并互相帮助”，试图对公共开支进行较大幅度的削减。但是，在构建这个理想化“大社会”过程中，国家将发挥支持社会建构、公共部门合作化、社区建设、青少年教育和“大社会银行”建设的作用。也就是说，卡梅伦方案的核心是让国家发挥社会治理功能，只是反对国家通过大规模公共开支“包办”社会，这与新自由主义“自由放任”的社会观已有根本不同。这说明，发挥国家社会职能在英国已成主流观点，这就与古典自由主义把国家社会职能定位为“守夜人”的理念划清了界限。
第三，政府与市场关系正在重塑。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包括国有企业私有化、压缩公共开支和放松对于价格、外贸和外汇的管制，给市场彻底“松绑”，反对政府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新工党”和“新保守党”执政期间，对于国家经济职能的定位逐渐由“要不要干预”转化为“怎样干预”。对英国来说，没有政府有效干预、政策导向和资金支持，就不可能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推进产业发展和增进社会公正。在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念仍居主流地位的环境中，英国多数人仍认为“政府不仅是‘权力’”，同时也是难题。也就是说，如果不对政府干预保持警惕，国家经济职能势必迅速膨胀和扩张。前面讨论的英国政府新战略都是在重塑政府对于市场的责任和履行责任的方式，而这将给英国新自由主义模式带来很大的变化。
▍对修正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思考
英国修正新自由主义模式的过程实际上从梅杰接替撒切尔夫人后就已经开始，2016年脱欧公投后保守党政府发布的政府战略说明这种修正的力度正在不断提高。对这个过程，可从国家经济社会职能角度进行理论思考。古典自由主义从意识形态上拒斥国家发挥“守夜人”之外的作用，新自由主义据此推进国家“后撤”。但是，在当今时代削弱国家的经济社会职能势必给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带来很多问题。因此，对英国修正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最新进展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深刻变化和发展方向。
（一）国家发挥经济社会职能是超越意识形态的客观需要
事实上，即使在最激进的撒切尔改革时期，英国国家“撤出”经济与社会领域也只是一种神话，不过是以间接的远距离宏观调控取代战后以来直接的近距离的政府干预，以控制货币供应量替代凯恩斯主义对社会总需求水平的微调，以对失业者的培训计划代替充分就业目标，以对垄断性公共企业的调控代替国有化企业的指令性计划，以对工业有选择的补贴代替无区别的普遍扶持。也就是说，国家干预在撒切尔时代也依然存在，只不过由“强干预”调整为“弱干预”。但即使如此，国家经济社会职能弱化还是给英国带来增长质量、产业结构和社会公正方面的问题。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趋向“在垄断部门和公共部门中，资本密集型行业占主导地位，在竞争部门中，劳动密集型行业占主导地位：前者的资本有机构成要高于后者”。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改革后，英国在需要国家强化经济社会职能的领域悉数出现问题，近年来已经事关英国政府的“合法性”，而“原有的意识形态的瓦解与原有的‘合法性’的丧失实际上是一回事”。近年来，英国政府新战略的共性是通过强化政府经济社会职能解决上述问题，增强执政的合法性，而这反过来说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英国已经面临严峻挑战。
（二）西方政治体制影响国家发挥经济社会职能
西方政治体制下，国家经济与社会职能之间存在矛盾。恩格斯早就发现，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一方面不得不向工人许下种种诺言，另一方面却一个也不能兑现，因为它没有勇气采取对付资产者的各种革命措施，实行高额累进税，遗产税，没收一切流亡分子的财产，禁止现金输出，建立国家银行等等，从而使自己获得履行诺言所必需的资金”。这种矛盾使得资本主义始终面临经济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为其发展设置了根本限制。事实上，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始终处于“一种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国家既要实施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它以经济利润为行动动机；又要实施福利政策，补偿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代价，它被要求不考虑经济利润，投资于公共福利。这种冲突必然使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面临危机”。
与此同时，西方政治体制下，政府任期与改革绩效之间也存在矛盾。有学者发现，在西方政治体制中，政府进行决策时必须考虑政策投入与产出的“链条效应”。“从理想的角度而言，他们寻求设计出一些这样的项目，对于利益而言是一种短期的因果链，而对代价而言则涉及长的因果链，例如，时间间隔（time lags）极大地增加了因果链的长度和复杂性，因此决策者支持那些注重直接效益但延迟或掩盖成本的政策设计”。这是因为，在决策链条较长的领域中投入政策和资金，必须形成政治共识、保持政策稳定，而西方票决民主制度难以确保这种共识和稳定，也就限制了西方国家政府解决长期性、结构性问题的动力。
（三）当代资本主义的普遍特征
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在价值观念上对国家在经济社会领域发挥作用都是持消极态度的。但是，“即使在自由资本主义的制度下，市场也没有独立承担起社会整合的功能。只有在国家能够满足维持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前提之后，阶级关系才会表现为非政治性的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进入“晚期资本主义”之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国家的政治经济二重性已经消失，国家的职能既包括填补市场的空隙，也包括干预积累过程并补偿它在政治上可能的后果，国家通过强化干预功能来保障制度的稳定性，通过推进科学研究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依存，使科学技术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英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在新自由主义模式下出现的问题，正是源于国家这些经济社会职能的弱化，而这也是其政府新战略强化国家功能的动力所在。
然而，哈贝马斯错误地认为，在解释晚期资本主义国家作用方面，“运用马克思根据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正确提出的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条件消失了”。实际上恩格斯早就指出，对资本主义国家而言，“生产力归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这里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解读作为“新自由主义堡垒”的英国在政府战略层面上的新变化，我们可以发现，虽然英国政府始终强调国家不替代社会、政府更不管制市场，但是在国家发挥社会和市场“支持者”作用方面，实际上已经与原有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有了不小的差别。展望未来，即使在英国，古典自由主义让国家只发挥“守夜人”作用的神话也已受到严峻挑战，社会和市场都离不开国家主导的治理体系，而这恰恰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
编辑 | MSD
本文原载《欧洲研究》2020年第6期，篇幅所限，有所编删，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 ]article_adlist-->来源：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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